早在三年困难时期，闽西、闽北等一些地方的农民自发地实行了包产到户，生产得到了发展，度过了难关。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又有许多地方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也收到好的效果。

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福建省委未能及时摆脱“左”的影响、调整农村生产关系、落实生产责任制。

1981年初，新上任的省委书记项南，一到福建就前往闽南了解农业生产责任制落实和春耕备耕的情况。他发现，公路两旁，前一年秋收后的稻田，几乎没有翻土。

1月27号，他来到龙海的百花村。又发现一户农民屋前，有两棵荔枝树，一头水牛拴在树上，主干有段树皮被蹭脱了。当地干部说，这是水牛长年累月在树干上蹭痒造成的，村子里果树是大队在管，但实际上是谁也不管。

项南直率地指出，根子是责任制不落实。龙眼、荔枝这样的果树，要像母亲照顾孩子那样细心才是，要快快给每一棵树落实生产责任制。难道说建立责任制、多收水果是资本主义，而收不到或少收水果倒是社会主义？农民从种果中得不到好处，怎么会有劲头去种新的果树？

1981年2月3日《福建日报》刊发

《想多收水果吗——闽南行随笔之五》

项南为此一次又一次地做思想开导工作。在2月21号全省农业局长会议上，他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有哪项工作能没有责任制呢？一个工人固定开一台机器，一个司机固定开一辆汽车，这难道不是责任制？为什么一个司机开一辆汽车不叫单干，而农民种田却变成了单干呢？这个问题如果再拖下去，就会把农民拖穷，把国家拖垮。”?

在项南同志指挥下，全省上下都抛弃了顾虑，统一了认识，同心协力地落实生产责任制。宁德地委派出一个工作队帮助八都公社闽坑大队落实责任制，历时一个月。工作队忧心忡忡进村，在鞭炮声中出村，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

从1981年2月上旬到3月下旬，短短近两个月时间，福建全省就有94.5%的生产队落实包工包产、联产计酬责任制，从农业起步扩展到林牧副渔，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

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副巡视员钟健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