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歌者没有从仓库里取二向箔的权限，要向长老申请。

“我需要一块二向箔，清理用。”歌者对长老说。

“给。”长老立刻给了歌者一块。

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Ⅲ·死神永生》里，太阳系的二维化坍缩就缘起于这次漫不经心的日常对话。文明层次远高于人类社会的外星智慧，用二向箔随手抹去了整个太阳系，几乎将人类彻底灭绝。相比于《三体》前两部中呈现出的“面壁计划”“黑暗森林”“思想钢印”等构思，歌者与其长老对话的关键情节显得过于平淡，但对于包括《三体》三部曲在内的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来说，它却是个意味深长的症候。

歌者与其长老的对话，涉及科幻叙述如何把握社会形态想象与科技能力想象之间的关系问题。结合其他情节所携带的信息，读者能大致从这些描述和“长老”携带的身份信息中勾勒出歌者文明的社会形态轮廓：科技超常发达，成员间等级森严，权力不来自选举，有权者能进入下级的思想并任意改变其状态，存在的基本活动形态为剿灭其他智慧生命。强烈的错位感，在以宇宙规律作为武器原理的“二向箔”与专制色彩浓烈的“长老”式社会形态之间出现了。若把“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放回人类历史经验的河床上，就可以还原出一幅部落长老命令奴隶发射巡航导弹式的图景。当然，这幅图景及其所包含的社会形态与科技水平的逻辑关系，从未转变为人类历史的真实存在。

歌者文明的社会形态绝非孤证。或许是想象的特权能给予某些宽容，当代科幻小说对“长老的二向箔”式的社会形态想象总是津津乐道。《三体》里同样远超人类文明的三体文明，也遵循了这种高等科技与专制社会的配置想象。认同“长老的二向箔”式社会形态想象的，显然不止刘慈欣的“三体”系列，王晋康的《与吾同在》也是表现标准意义上“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的作品。恩戈星的科技能轻而易举地降低人类智能并将人类作为家畜驯养，但它的社会形态却因独裁、设军妓、扣人质而散发出浓郁的专制，甚至是法西斯的气质。恩戈星的高科技文明就孕育于这种社会形态，并长时间维持其科技的高水平状态。生存危机的无限扩大、以摧毁其他文明为生存常态、对人类科技拥有压倒性优势、以独裁专制为社会形态的底色，《三体》和《与吾同在》在外星文明的社会形态想象上有太多的相似之处。龙智慧的《后土记》让母系社会与高科技文明相配套。小说对外星文明“MACU”社会形态的描绘因其猜想性质而显得模糊，但不妨碍作者将母系社会与高科技水平强行缝合，并将有冲突之嫌的细节裸露在外。

“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足以引发追问：以专制为底色的文明可能自主发展出使用“二向箔”这样的高科技手段吗？将宇宙规律作为武器使用的文明，是否可能以专制色彩出现？应该怎样想象未来科技与社会形态的关系？总之，低层级的社会形态能否孕育、发展、维持高层次的科技水平？社会形态及其所发展出的科技文明之间，其相关联的弹性是否有一定的限度？“长老的二向箔”只是科幻社会形态想象的一种，结合郝景芳的《流浪苍穹》、何夕的《异域》、龙一的《地球省》、江波的《洪荒世界》、宋钊的《世界的误算：完美缺陷》、宝树的《黑暗的终结》和《关于地球的那些往事》以及韩松的《地铁》《高铁》和《火星照耀美国》等文本对社会形态的多种描绘，更应该考虑“长老的二向箔”式想象所引发的当代科幻小说社会形态想象的整体性问题：当代科幻叙述还展示了哪些社会形态想象图景？这些想象图景的认知机制面临着怎样的知识挑战？当代科幻文学的社会形态想象是否已经陷入隐形的终结？这一想象的未来空间和生机又在何处？应当怎样想象未来的社会形态？

二

上述对当代科幻文学社会形态想象的系列追问，已经隐含着某些前提的默认。这些前提的核心是：无论当代科幻小说展示出怎样的想象，它都无法逃离人类经验或隐或现的制约，只能叙述可被叙述之物。

读者能从晚清以来的中国科幻小说中看到怎样社会形态想象呢？梁启超于1902年发表的《新中国未来记》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科幻小说，作者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倾注到这部未竟之作中，希望通过改良实现中国的共和制。老舍的《猫城记》延续了晚清以来知识分子对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的渴望，小说以反讽的方式表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种种病态。1949年之后，科幻小说的科普性质鲜明，关于国家未来的想象比晚清民国时明亮了许多。在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鲨鱼侦察兵》、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等小说里，国家情怀和革命斗争意识还联系紧密，可在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三部曲中，科技主导下的便捷舒适就成为未来生活的底色。“未来市”里的人寿命较长、少有小偷、秉持劳动创造价值的观念，知识化、城市化乃至趣味化的生活场景替代了社会形态的描摹，崭新的国家面貌隐约就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