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市。看看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

我终于不再抱怨命运所赐的痛苦和灾难了，仿佛流浪的水手重回恋人温柔的怀抱。

1978年，我刚满15岁，已经上了一年高中了。

春季开学一个月后，父亲以“社会考生”的名义，给我在当地教育组报了名，让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参加了当年的高考。作为一个有见地的知识型农民，当年的父亲一度非常振奋——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知识与科技将会推动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向前发展——他把对未来的赌注全部押到了我的身上。

很快，我就拿到了高考准考证：折叠着的两页硬纸片，“准考证”三个字占整个封面的三分之一。那年湖南省的高考日期是7月12日，考场在教育组附近的注南（村）小学，考场纪律很严，除主考官外，前后各有一名陪考。

没几天，父亲就带回来了高考结果：大队上只有教我们初中物理的梁云老师考上了师范，而我语文考了86，数学只有39，总分离录取线还差17分。父亲很高兴，我高中刚读了一年，就能考出这样的成绩，明年可谓十拿九稳。

我知道父亲对我读书这件事，投入了太多的期望。父亲在家里排行老幺，年幼时祖父一直在尽力供他读书，父亲读完初中，在我们当地小学当了老师，在当时算是相当有文化的了。

父亲四处打听，得知我们高中当年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学生后，便决定让我转学，费尽周折，硬是找关系把我送进了娭毑（祖母）家附近的华容四中。当时，之前的高中不肯放人，为此还折腾了好一阵子。

报到后的第三天，我的新班主任周老师就把我叫到他宿舍里，拿出一份表格叫我填上。他是历史课老师，当时快50岁了，人瘦高，皮肤黑而粗糙，戴着有很多圆圈的眼镜，看什么都是一副很认真的样子：“你参加过高考？听说考得还不错，就差十多分上分数线？”

“是的，是作为社会考生报的名，连我之前的老师同学都不知道，考场上就我最小，有人岁数都跟我父亲差不多了。”

“哦！那你加油吧。今天刘副校长从县教育局开会回来，还为你的事召开了专门会议，校方已经接纳你了，顶了很大压力。你之前的学校不想放你，想靠你实现高考零的突破，争议好大呢！”

从此，我正式成为华容四中的一名通宿生，不住校，一日三餐在伯父家吃，早自习晚自习一节都不落。

我不敢懈怠，几乎整天泡在书海题山之中。每天早上起床后，不管什么季节都会先用冷水洗把脸，然后跑步入校，开始一天的早自习。有一天去得早，学校电闸都还没通电，我便只能用教室角落的煤油灯看书。

陆陆续续的段考、中考、小考、期终考的成绩出来了，我的名字总是名列前茅，特别是语文，单科长期驻在榜首，引得同学们惊讶羡慕。

那时各行各业对文化知识的需求犹如久旱盼雨，学校也想方设法地想把教学质量抓上去。没过多久，校党委决定重新调整分班，毕业班分出了文理科，进而又分出了重点班和普通班。我们班作为文科重点班，人数压缩到了39位。

我去看过普通班的学习状况：人数比两个重点班还多，上课时，学生在讲台下面飞舞打闹，撕书吐痰，像在集市上卖菜，老师在台上讲到喉干舌苦也没人理。

而重点班每天的课程则排得满满的，班里还订有报刊杂志。同学们的学习热情都十分高涨，对知识无比渴望。后来，我们班的同学分别考入了北京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师大、岳阳师大等知名学府——那时候大学的升学率才只有百分之几。

一个学期接近尾声，迎接高考的紧张气氛也越来越浓了。有时候，我也会住在学校寝室里，就在我生疔的头一天晚上，我还跟一位同学（他后来当届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了我们当地的美谈）临时挤在一个铺位上。那晚，我们畅谈着各自的理想，规划着未来，几乎一夜未眠。

等到第二天的数学课上，我忽然感觉离太阳穴不远的地方，似乎长了一个又肿又麻又木的东西，伴着持续的低烧，整个人的状态十分萎靡。整堂课都趴在课桌上，老师布置的作业也无心去写。

下午放学后，我回到伯父家，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伯父用瘦肉作码子给我下了一碗面条，叫我无论如何都要吃一点，然后又从他那些瓶瓶罐罐里倒出一些粉末，帮我涂在患处。

那一夜我几乎完全没有睡着，总是口干舌燥，起床喝了无数次茶，行走都有些不稳了，不是踢着凳子，就是摔了碟子茶杯，全身也持续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