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出土于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遗址出土的铜刀，系两块范闭合浇铸成，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而二里头文化时期则开始出土种类较多的青铜武器、容器、工具等，这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在历史学框架下属于夏王朝的纪年范围。之后的商代，特别是殷墟时期，是我国青铜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巅峰。考古学文化中存在一种中期质变现象，即考古学文化更迭一般具有渐变性特点，而王朝更替往往是突变的，二者在时间上会出现明显错位，通常表现为新朝代之初的考古学文化在面貌上与前朝晚期基本相同，直至中期前后方形成具有自身特征的考古学文化。

即渐变与突变，二者通常交互发生。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发生质变，质变发生后，又会开始新一阶段的量变。通常情况下，渐变是文化演变的基本特征，是常态的，突变则是渐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显而易见的，二里头晚期与郑州二里岗期的部分铜器还有着一些相似的特点，如锥形中空的鼎足、几乎相同形制的盎、器物表面存在素面或以简单的弦纹作为装饰的情况；而郑州二里岗时期的青铜器与殷墟时期的青铜器在器类、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皆有着巨大的变化，足以称之为质变。

那么中商阶段，在这样的历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中商又恰逢历史学框架下的仲丁迁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庇、南庚迁奄、盘庚迁殷几次动荡纷乱的迁徙活动，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应该会是商文化中心在短期内的多次转移。中商青铜器既是中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当时社会生活与思想意识的缩影一一尤其与我国早期国家的政治组织形态、商族内部的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中商青铜器各方面的具体研究，可以增进对我国青铜时代发展轨迹的理解，加深对中商文化及中商社会历史的认识。

青铜器的铸造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标志以及古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有关中商青铜器的科技史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科技与手工业发展水平，也为我国青铜文明的发展过程的研究提供佐证。青铜器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艺术意蕴，中商的青铜器在造型上愈加富于变化——尤其是很多器类由陶质转变为铜铸，纹饰由朴素趋向华丽，相关的研宄将为我们探索早期社会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观念提供线索。藁城台西遗址发掘于1973年至1974年进行，由河北省文物管理处负责，报告出版于1985年。苏秉琦和邹衡两位先生认为其所反映的文化面貌大体上与豫北、冀南的商文化是相似的，但也有自己的特点，不同于郑州的商文化以及殷墟文化。

这些都为之后的研宄提供了重要线索。张光直先生在提到藁城台西遗址时指出，大批遗存可以确切推测出这个阶段的商代文明，早于用妇好墓标志武丁王时文化的小屯王朝，但它们明显晚于传统的二里岗期，而应归于后二里岗分支期，在讨论济南大辛庄发现的青铜器时又指出，器形和纹饰说明是二里岗期晚期分支，与藁城出土的类似。这两个二里岗期晚期分支的使用，实际已经表明了张先生认为这几批遗存是至少可以从二里岗文化中剥离出来的观点。

而之后张昌平先生在讨论大辛庄的青铜器时，也指出了部分青铜器与安阳三家庄出土的器物类似，有着中商文化的风格。唐际根先生在安阳地区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也对中商问题有着长久的关注。1993年，他通过对殷墟一期早、晚两段典型器物的对比分析，提出殷墟一期晚段与殷墟二、三、四期之间有强烈的共性和自然演变关系，殷墟小屯的主体堆积亦即殷墟小屯为王都，应始自殷墟文化一期晚段，即开始于武丁时期，而殷墟一期早段则与河北曹演庄、藁城台西、河南辉县琉璃阁等的商代遗存联系更加密切，这类遗存可构成偃师商城或郑州商城作为王都被废弃之后，殷墟辟为都城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商文化，这一时间段可与相、邢、奄等几次王都的迀徙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