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以社会主义本质为根本支撑。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引进外商外资外企搞经济特区等，就会不可避免地涉及一个更为重大而基本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那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中所破所立的是不是社会主义？对此，邓小平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并由此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面对离开基本国情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倾向和质疑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各种论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撑。

三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方向。要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新体制，一个关系社会主义实现形式全局和方向的重大问题，就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这些精辟论述，解开了人们思想上的疑惑，为重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供了理论指导。从此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这不仅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形式进入全面创新的新阶段。

三、现代性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社会发展阶段性又突出社会发展全面性，解决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形态建构问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局面

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创新实现形式，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过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提出，“未来社会发展将经历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三个阶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也把过渡时期后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阶段，指出俄国要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许多过渡阶段”。毛泽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受挫之后也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有过思考，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这表明，共产主义社会必须经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其中的社会主义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阶段。

无论处在哪个阶段，作为相对独立的完整社会形态，都有一个社会形态的建构问题。恩格斯在1880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就预测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生产资料国家占有，生产力加速增长，物质生活富足，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建构提出了初步设想。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就苏联看，也经历过多次起伏，先是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后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正逐步向共产主义迈进，进入了全面展开的共产主义建设时期，之后的二十二大又提出20 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可到了1982 年安德罗波夫却提出苏联仅仅处于社会主义的起点。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照搬苏联做法的同时，也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注重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建构问题。1956 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以苏联教训为鉴戒，通过总结我国的建设经验，深入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正确处理的十大方面关系，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些经验和成果。但却因“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使社会主义建设和形态建构遭受挫折，留下深刻教训。这表明如何坚持社会发展阶段性又突出社会发展全面性，建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仍是科学社会主义实际运用的重大问题。

总结社会主义在发展阶段和形态建构上的经验教训，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建设的内容。如果说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形态建构上，党的十二大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那么，党的十三大则是在坚持社会发展阶段性与突出社会发展全面性的结合上，以党的基本路线的形式，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新建构。特别是邓小平着重强调社会主义应该是生产力发展、发达的社会主义，应当是“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建构问题，既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要搞清楚的本质性问题，也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高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建构，从协调发展、文明建设都搞好的要求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建构，具有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导意义。从此，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新社会形态建构的总框架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建构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