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2年10月，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获颁诺贝尔文学奖，旋即出现了一股对其作品外译的讨论与研究热潮，美国汉学家、莫言主要英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成为国内外媒体和学界关注的热点人物。莫言代表作之一《红高粱家族》葛译本由维京企鹅图书公司初版于1993年，借张艺谋在海外引起轰动的同名电影《红高粱》（1988年）之力，迄今发行2万余册且未绝版，在西方产生了较大影响，对莫言获奖贡献良多。 最近10余年，西方翻译学出现“社会学转向”，最新进展之一是翻译生产过程研究，即着重分析各种行为者（也称行动者）如何合力构建、运作一个网络，从而在目标文学场域内实现译本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参见Kung，2009/2010），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理论工具。近年来，邢杰（2007）、李红满（2007）、王悦晨（2011）、王洪涛（2011）、任文、徐寒（2013）等人译介、阐发了西方翻译社会学理论及研究成果，且开始发表应用性研究成果（如陆志国，2013），但迄今运用的主要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理论，对翻译生产过程的分析仍不多见，这自然与这种研究在中国很不容易做有关（因为国内研究者一般不了解国外情况）。本文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field theory）和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首先考察葛浩文如何形成其译者惯习及介入文学场域，然后分析有关行动者如何利用资本及资本转化在文学场域内运作，构成翻译发起、出版网络，最后例析翻译和编辑方式对葛译面貌的影响。 一、理论框架 鉴于国内学者对场域理论多有阐发，本文只略述“资本”的定义、内涵和场域的基本运作法则及内部等级结构。布迪厄把社会个体界定为具有能动性的“行为者”（agent）（Bourdieu &Wacquant，1992：106—107），并借用经济学概念“资本”，对行为者在场域中具有的资格进行归纳、分类。布迪厄指出，“资本的运作倚赖一个特定场域，且以或多或少昂贵的转化为代价，而转化是资本在场域中起作用的先决条件”；资本不限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资本，也指非物质形式的非经济资本，包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Bourdieu，1997：47）。资本可相互转化，例如经济资本可转化为非经济资本，反之亦然，但是“其他形式的资本都来源于经济资本”（Bourdieu，1997：47/53—54）。经济资本可直接转换成金钱，“会以产权的形式制度化”；文化资本指个体在社会空间中所受的教育、从事的职业及获得的文化资源（如著作、译作）；社会资本指个体在社会空间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义务（Bourdieu，1997：47）；符号资本，又译作“象征资本”，是指“被象征性理解的任何一种形式的资本”（Bourdieu，1997：56），尤指个体在社会空间中享有的信誉（Bourdieu，1990：120）。布迪厄认为，社会空间结构可分为哲学、政治、科学、文学场域等，构成一个竞争不断的权力场域（field of power），即具有分配资本和决定社会结构能力的结构空间。文学场域的行为者包括作家、文学研究者、评论家、文学译者等，其运作法则主要基于文化资本，而权力场域主要依赖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运作，因此前者在后者中处于被支配地位（Bourdieu，1993：37—40）。由此推论，传统翻译观认为，译作是原作的替代品、衍生物，导致译作在权力场域中获取的符号资本少于原作，因此翻译场域在文学场域中一般处于被支配地位。 行动者网络理论（略作ANT）创立于1980年代中期，拉图尔、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和约翰·劳（John Law）为主要奠基者（Crawford，2005：1）。ANT内容庞杂，本文重点介绍“行动者”和“网络”这两个核心概念。拉图尔等人认为，以往的社会科学多将“自然”与“社会”、“人类”与“非人类”二元对立，不适合用来分析社会世界，因为社会世界中还有机器、动物、文本、混合物（hybrids）等非人类（Murdoch，1997）；也即所有参与科学生产的行动者，不论是否为人类，都应视为同等对待的研究对象。拉图尔（Latour，2005：71）指出：ANT所称行动者既包括人类行动者（human actors），也包括观念、技术、生物等非人类行动者（non-human actors），也即“任何通过制造差异确实改变了事态的都是行动者”。卡隆（Callon，1999：181）解释道：ANT所指行动者“可能是一种招募、支配其他行动者的权力，或是一个没有主动权、只好听凭招募的行为者”；ANT不是研究行动者的理论，而是更多关注行动者联结而成的关系网络。此处的“网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网络或技术网络，因此ANT不是研究社会网络的理论。拉图尔（Latour，1999：19）强调：“我们从未想过创立一种关于社会由什么构成的理论，ANT只是遵循民族方法学途径的另一种（分析社会世界的）方法。”行动者网络是诸多互动的行动者通过异质工程（heterogeneous engineering）构建的关系网（Law，1987：113—114）。卡隆（Callon，1999：182）指出：ANT强调网络的重要性，是因为无论个体有多强，单个行动者不可能独自完成一项行动，而是需要从网络中其他行动者那里获得能量，共同完成该项行动。行动者和网络相互建构：网络由行动者联结而成，但是没有网络行动者就无法行动。 场域理论能够解释译者如何形成惯习，如何在文学场域中发起或参与翻译项目，从而逐步积累资本、获取利益，反过来影响场域。然而，该理论框架下的翻译行为者仅限于作者、译者、出版商、读者等人类行动者，未涵盖文本、影视作品、技术、观念等非人类行动者，且对行为者关系网络的界定也不够清晰。场域理论的这些缺陷，行动者网络理论正好可以弥补。Buzelin（2005：215）从翻译研究所需理论工具的角度，看到这两种社会学理论的互补性，称它们为“意外的盟友”。Bogic（2010：180）也认为，ANT的引入，将使翻译研究者更加关注翻译生产过程，并重新界定翻译行为者，把各种行动者考虑进去。有鉴于此，本文运用两种理论的互补部分，通过“细宏观分析法”（meso-macro analysis）（Buzelin，2013：190），利用各种文献资料，包括作者和译者的自述与访谈、《红高粱》英译本出版商资料、网络资源等，考察葛浩文译者惯习的形成及介入文学场域，分析各种行动者如何在场域内通过资本转化，构建并运作行动者网络，促成葛译《红高粱》在美国的顺利生产，最后就翻译与编辑方式如何影响译本面貌试作社会学分析。 二、葛氏译者惯习的形成及介入文学场域 西梅奥尼（Simeoni，1998）提出“译者惯习”概念，认为自古到今译者被强制屈从于本土文学主流样式，而不是主动革新。邢杰（2007：13）参考国外相关研究后指出，译者惯习应包括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和译者翻译观。笔者认为，翻译操作方式——包括原文理解、译文表达及后期校对修润等——也是译者惯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9年，犹太后裔葛浩文出生于美国加州长滩市，大学就读于家门口的加州州立大学长滩校区，但是成天贪玩，不爱读书，对中文也毫无兴趣，“差点毕不了业”。大学毕业后，葛浩文在一所小学教了一个学期，发现自己不爱教书。1962年，葛氏应征入伍。长滩有一个海军造船厂，二战期间葛父曾在那儿工作，葛浩文很自然地选择了美国海军（Stalling，2014：2），此乃家庭背景促成的行为倾向，也即惯习。这个当初看似愚蠢的选择“救了他的命”（Lingenfelter，2007）。在海军军官预备学校学习4个月后，葛浩文被派到台湾当通讯官，后被调到日本，上了一艘军舰，眼看就要前往越南参战的他意识到“不能就这么断送了年轻的生命”，于是申请返回台湾（赋格、张健，2008）。这次他“如梦方醒”，台北的语言文化迷住了他，使他的“人生转了方向”。他请一个跟随国民党到台湾的东北人上门教他中文，历时一年半，发现自己颇有学中文的天赋（Stalling，2014：2），于是开始形成中文惯习。两年后，葛浩文退伍，没有立即回国，而是到台湾师范大学进修中文，其中文惯习进一步强化，“一度着迷到想做中国人的地步”（Levitt，2013）。1968年，因父病危，被迫提前结束“留学”生涯回国。1970年，因中文说得不错（即本着中文惯习），被旧金山州立大学录取为研究生，指导老师是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奠基人之一的许芥昱教授。葛浩文（Goldblatt，2012：94—95）表示，是许芥昱引导他走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翻译之路的。葛氏从导师口中听到萧军、萧红的名字，随后读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这是他读的第一篇中文小说（赋格、张健，2008），标志着其中国现代文学惯习的萌发。1971年硕士毕业后，经许芥昱引荐入印第安纳大学，师从另一位华裔学者柳无忌攻读中国语言文学博士；研读萧红全部作品后，“决意以萧红为翌年博士论文的题目”（葛浩文，2012：169），其中国现代文学惯习进一步强化。1974年，葛氏完成题为Hsiao Hung的毕业论文，获博士学位；两年后，经夏志清推荐，其博士论文修订稿在美国正式出版①。 夏志清（Hsia，1977：103）认为，葛浩文所著《萧红评传》“既是一部流畅可读、真实可靠的传记，也是世界范围内对萧红文学生涯的首次系统考察”。换言之，该书有筚路蓝缕之功。《萧红评传》的问世，令几乎被遗忘的才女萧红迅速受到国内外中文学界的关注，被美国学者陆敬思（Lupke，2013：87）誉为“一流的创新简洁之作”。可以推想，葛氏凭借首部学术专著顺利介入美国文学场域，开始积累其作为汉学家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时，因撰写博士论文之需，他初试译笔，翻译了萧红、萧军的作品片段，并随即译成萧红名作《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其基于中文、中国现代文学惯习的译者惯习得以初步形成。葛浩文（引自Lingenfelter，2007）回忆道：“那是我第一次做翻译，尽管译得不是很好，但是我真的喜欢做翻译。”此后，葛浩文的兴趣逐渐转向翻译，其译者惯习——翻译选材取向、翻译观、翻译策略及操作方式——日趋成形。葛氏表示，“我是悲观的人，喜欢严肃的、讽刺的作品，［……］写黑暗的、矛盾的、人与人之间坏的”（曹雪萍、金煜，2008）。鄢佳（Yan，2013：ix）认为，葛氏少时的从军经历及后来的学术训练和文学偏好，驱使他选译严肃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确实，葛氏翻译的萧红、莫言、贾平凹、苏童等人作品均符合其选材标准。葛氏的翻译观或翻译原则可归纳为：以读者为依归，尊重汉英语言差异，力避字面翻译，注重再现原文意义而非形式结构（参见Sparks，2013）。 1979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葛浩文翻译的萧红名作《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其高超译笔获得了英美汉学界的好评。卜立德（Pollard，1981：410）认为，葛译《呼兰河传》“不仅准确，而且有时读来令人愉悦，是英语美文的典范”。胡志德（Huters，1981：190）指出，“葛译的质量令人钦佩，清楚准确，大体上捕捉住了原作的感觉”；“有几处，尤其小说开头处，英文读起来好过原文”。此种情形用场域理论可如此分析：凭借英译萧红小说的成功，葛浩文在翻译场域争斗中胜出，逐渐形成译者惯习，开始积累其作为译者的符号资本，并获取更多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为日后成功联结到美国商业出版网络奠定了坚实基础②。若干年后，经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推荐，美国Grove出版社约请葛浩文翻译大陆女作家张洁的代表作《沉重的翅膀》（参见罗皓菱，2013；Sparks，2013）。1989年，英译本Heavy Wings顺利出版，Steinberg（1989：49—50）在美国权威书评杂志《出版周刊》上评价道：“张洁的这部小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文学领域的一大突破。……曾获中国著名的茅盾文学奖，葛浩文高超的译笔为原作增光添彩”。译作首次商业出版即获成功，令葛浩文信心大增，从此“下定决心走翻译之路”（Lingenfelter，2007），也即正式介入文学翻译场域。 三、葛译《红高粱》生产过程社会学分析 葛浩文指出，西方学者惯用西方的文学标准衡量中国文学，“一旦发现有不同之处，并不认为是中国文学的特色，而是贬为中国文学不如西方（文学）”（转引自罗屿，2008：121）。Wimmer（2001：71）也指出，也许因为文化霸权主义和唯我为上意识流行，美国人“普遍抵制英译作品”，因此，商业出版社对出版英译书“极为小心”，美国英译书市一向“低迷”。在此背景下，中国文学向英语世界的传播渠道受限，目前主要通过输入国译者（西方汉学家或海外华裔学者）主导网络和输出国机构（如我国外文出版社）资助网络的运作（Kung，2009：127—128），由英美商业出版机构主动发起的尚少见。葛译《红高粱》项目的发起并无机构资助或他人招募，因而依托的是译者主导网络。本节从资本和行动者网络入手，分析葛译《红高粱》在美国的生产过程，涉及的主要行动者有：（1）人类行动者：莫言、葛浩文、郑树森、葛浩文的台北朋友、出版商维京企鹅、谭恩美、美国全国艺术基金会；（2）非人类行动者：张艺谋电影《红高粱》、《红高粱》原作。以上行动者直接参与翻译发起与生产过程，交互构成行动者网络，而该网络又可分为翻译发起网络和翻译出版网络。 1.翻译发起网络的构建与运作 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网络中各行动者地位平等，但须有一个行动者去招募其他行动者，以形成一个交互关系网络，该行动者正是翻译发起人兼译者的葛浩文。葛浩文表示，他在翻译选材时考虑两个因素（译者惯习的具体表征），一是他喜欢，二是友人推荐，但重要的是作品使他感兴趣（转引自Kung，2009：128）。有关选定《红高粱》进行翻译的缘起，葛浩文回忆： 我有一个在香港科技大学的朋友，有一年，他给我寄了一份刊物，登着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他说这是应该注意的③。我就开始看，我很惊讶，莫言能有这样的热情来写这样一部小说，其中既有恨，又有爱。我说我一定要翻。我就写信转给莫言。莫言回信说他很高兴我能翻译他的著作。后来，我到了台北，有一天在朋友家休息。我问他，有什么好书吗？他说有一个大陆作家写的书叫《红高粱》。我拿来看了起来，没看多少，我就坐不住了，我决定《天堂蒜薹之歌》暂时放弃，先翻这部作品。这绝对是一个突破。我马上跟莫言说，《天堂蒜薹之歌》是很了不起，但是这本书恐怕更值得我做④。（转引自河西，2008） 莫言证实，葛浩文1988年首次写信给他，自称是“柳亚子的儿子柳无忌的研究生”，请求翻译《天堂蒜薹之歌》。莫言当时的反应是，“有人把自己的书翻译成外文，那是很高兴的事情，根本就考虑不到我要拿版税呀”，于是就同意了。后来，葛浩文决定先翻《红高粱》，再译《天堂蒜薹之歌》，莫言自然没有异议（莫言、王尧，2003：234—236）。以ANT观照，郑树森、葛浩文及其台北朋友、柳无忌（柳亚子）、莫言及其《红高粱》通过资本转化相互交互联结，构成一个翻译发起网络。其运作模式大致如此（见图1）：郑树森的推荐使葛浩文再次热切关注莫言小说，这是人际关系即社会资本运作的结果；此前葛浩文已被莫言小说“深深打动”，此次“既有恨，又有爱”（讽刺格调及题材诱人）的《天堂蒜薹之歌》作为非人类行动者被招募到网络中，引起葛氏强烈的翻译欲望；葛浩文欲翻译，须取得翻译版权，而当时的葛氏对于莫言只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即其资本为零），但是他利用与柳无忌的师生关系（社会资本），并通过后者联结到柳亚子的声望，赋予自身符号资本，令莫言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⑤；台北朋友的推荐使葛氏的兴趣转向“好书”《红高粱》，也即将其招募到网络中，葛氏“一眼就爱上了它”（Sparks，2013），认为“这绝对是一个突破”，换言之，葛氏认定其符号资本大过《天堂蒜薹之歌》，因此决定先译《红高粱》。 图1 翻译发起网络构建与运作示意图 2.翻译出版网络的构建与运作 根据行动者网络理论，一个行动者无论多强，也不可能独自完成一项行动，而是需要从网络中其他行动者那里获得能量，共同完成该项行动。因英美商业出版社对出版英译书极为谨慎，中文小说想要进入美国市场，最棘手的问题是招募出版商，尤其是那些资本实力雄厚的商业出版社。那么，葛浩文如何招募到知名出版商维京企鹅？翻译出版网络又是如何构建和运作的？ 《红高粱》翻译项目启动前，葛浩文已翻译了13部现代中文小说单行本，其中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和商业出版社分别出版了7本和4本⑥，获得了评论界不同程度的好评，确立了他在美国文学场域的地位和信誉（符号资本），扩大了他的文化资本，也使他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社会资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只须译成小说、招募到出版社的经济资本即可出版译作。该出版网络的构建与运作大致如此（见图2）：获莫言同意后，葛浩文着手翻译了小说第一章的前八节，即译到“我奶奶”被日军机枪射中倒在血泊中，正好与电影《红高粱》的结尾相呼应。经过深思熟虑，葛浩文把译稿投给维京企鹅图书公司⑦。维京编辑慧眼识珠，一眼就看出《红高粱》的文学价值（文化资本），同时因1988年春张艺谋导演、改编自莫言同名小说的电影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也意识到小说的商业出版价值（符号资本），当即告知葛浩文愿意出版《红高粱》，并开出一个诱人的好价钱。就在那时，葛浩文的好友、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被招募进来。谭恩美把其经纪人桑德拉（Sandra Dijkstra）介绍给葛浩文，后者利用其职业身份（文化资本），代表葛浩文与维京洽谈，为葛氏争取到比原来高4倍的版税（引自赋格、张健，2008）。葛浩文本身的非经济资本、小说《红高粱》的文化资本和电影《红高粱》的符号资本，合力帮助葛氏招募到出版商这个重要行动者，获取到至关重要的经济资本。同时，葛氏借助社会资本把谭恩美和桑德拉招进网络，二人帮助他向出版商争取到更多经济资本。不久，葛浩文再次利用自身充足的非经济资本，获得了美国全国艺术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的资助，为《红高粱》翻译项目获取到又一份重要的经济资本（参见企鹅版版权页上“译者注”）。手握充裕的经济资本，不仅能保障译本顺利出版，而且能使葛氏心无旁骛、全身心投入翻译，译出精品，对于后期营销网络的成功运作极为重要。至此，在葛浩文主导下，通过有关行动者的联结互动，译本出版网络已顺利构建，只等译者交齐译稿，即可进入编辑及出版发行环节。 图2 翻译出版网络构建与运作示意图 3.翻译与编辑方式对译本面貌的影响 翻译发起和出版网络属于译本生产前的初始行动者网络，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其后，译者、释疑解惑者、校稿人、作者、出版商、文字编辑等构建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翻译生产行动者网络。其中，翻译与编辑是重要环节之一，会直接影响译本面貌，而译本语言质量及风格如何，又会直接影响其传播和接受效果。想要考察具体生产过程，须掌握足够的第一手资料。然而，由于编辑出版者一般对业务内情（有时被当作商业秘密）讳莫如深，译者又大多不愿过多透露其工作细节，生产过程研究很不容易做。以下就翻译与编辑方式如何影响译本面貌试作社会学分析。 （1）葛氏翻译方式：学术性与商业性兼顾 葛浩文本质上属于学者型译者。这类译者的一般翻译方式是：惯于在熟读原作、研究作者和作品后才谨慎下笔翻译；为全面准确把握原文意旨，往往不惜费时费力，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寻求答案，因而翻译失误通常较少。这种译者惯习的形成，显然得益于译者早年接受的严谨的学术训练。葛氏表示，阅读原文时遇到疑难之处，他会直接向作者请教，因此，翻译《红高粱》期间，他与莫言的通信“达到高潮”（引自Orbach，2012）。此外，他还“偶尔求助于”几个熟人或朋友，包括著名学者刘绍铭、孔海立、朱志瑜等（见企鹅版版权页上“译者注”）。可以推测，经葛浩文招募形成的这个释疑解惑行动者网络运作顺畅，因此《红高粱》英译本的“硬伤”并不多见⑧。另一方面，自称“以翻译为生”的葛浩文（Goldblatt，2002），无疑也是一位职业翻译家，必然比纯粹的学者型译者（例如《红楼梦》的译者大卫·霍克斯）更多地关注读者接受和市场反馈，这决定了葛译学术性和商业性的兼顾，既有忠实严谨的一面，也有灵活变通的一面。鄢佳（Yan，2013：147—158）的研究发现，葛浩文惯用改换或删减隐喻、调整倒叙段落、重组语段、删减与情节发展关系不大的议论和琐碎细节等手法（本文不再赘述——笔者注），以实现其“易化策略”，贯彻其“读者、目的语和改写原则”（Yan，2013：x），而对成语、谚语、文学熟语等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词则倾向于忠实直译。例如： ST-1：奶奶想这一双娇娇金莲，这一张桃腮杏脸，千般的温存，万种的风流，难道真要由一个麻风病人去消受？（莫言，2007：37；以下仅标注页码） TT-1：Were thesetapered golden lotuses, a face as fresh as peaches and apricots, gentility of a thousand kinds,andten thousand varieties of eleganceall reserved for the pleasure of a leper?（Mo Yan，1994：43；以下英文示例均引自该译著，仅标注页码） 上例中四字结构“娇娇金莲”、“桃腮杏脸”和文学熟语“千般的温存，万种的风流”全部被忠实翻译（见斜体部分）。葛浩文明白，中英语言殊异，基本上不存在语义和语法对等，所以他注重的是“充分复制原文语句的意义和语气”，而不是单纯的字面翻译（Goldblatt，2000：23），因此“清楚”、“生气勃勃”、“灵动”是葛译的基本面貌⑨。另一方面，葛浩文又尽量再现原作的语言形式，尤其是彰显作者鲜明个性的文学语言。葛浩文指出：“汉英翻译的过程，就是先消化吸收一个短语或句子，确定其语意，然后用译入语的新结构和不同字眼进行再创造，但须尽量紧贴原文，尤其是要抓住形象化的比喻（images），再现语域之类的文学手法”（引自Sparks，2013）。上例涉及的正是“形象化的比喻”，而葛译确乎“紧贴原文”、“抓住比喻”。 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葛氏表示自己注重再现原文的叙事语域（narrative register），即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所说的或庄重或粗俗的话；因认真处理《红高粱》中的山东方言语词，“减慢了翻译速度”。葛氏处理方言语词的办法是：找一个能表达相同意思的合适的俚俗词、方言词、略显古雅或不寻常的英文词；如找不到这样的英文词，就干脆不译（引自Stalling，2014：6—8）。例如： ST-2：哑巴是余司令的老朋友，一同在高粱地里吃过“饼”的草莽英雄。（8） TT-2：Mute was one of Commander Yu’s old bandit friends，a greenwood hero whohad eaten fistcakesin the sorghum fields.（P11） ST-3：奶奶心里咯噔一声，不知忧喜，老天，碰上吃饼的了！（40） TT-3：Grandma was she feeling? Sadness? Joy? My God，she thought，it’sa man who eats fistcakes!（P47） “拤饼”是绑匪索要的一种具有赎金功能的地方小吃，因此“吃拤饼的”暗指土匪，是方言委婉语。莫言在小说正文给出如下注解： 高密东北乡土匪如毛，他们在高粱地里鱼儿般出没无常，结帮拉伙，拉骡绑票，坏事干尽，好事做绝。结果肚子饿了，就抓两个人，扣一个，放一个，让被放的人回村报信，送来多少张卷着鸡蛋大葱一把粗细的两拃多长的大饼。吃大饼时要用双手拤住往嘴里塞，故曰“拤饼”。（40—41） 为了保留“吃拤饼”所传递的奇特的地方土匪文化，激发英文读者的阅读兴趣，葛浩文采取忠实直译法，把最后一句译作：Since they stuffed the rolled flatbreads into their mouths with both fists，they were called“fistcakes.”（P47）“fistcake”显然是葛浩文自创的，可归入他所说的“不寻常的英文词”。《红高粱》中的人物多是乡下粗人，他们看到或提到“土匪”，心里想到的或脱口而出的必定是“吃拤饼的”，这就是葛浩文所说的“叙事语域”。例2是以孙子身份出现的叙事人的话语，例3描写“我奶奶”的心理活动，葛浩文把“吃拤饼”直译为“eat fistcakes”，符合叙事人和小说人物的身份，再现了原文的叙事语域，从而保留了方言的特殊文学功能。 概而言之，葛浩文视乎不同情形，灵活处理“忠实”与“创造性”之间的张力，这是因为他既是学者型译者，又是职业翻译家，也即是其译者惯习使然。反过来说，这种看似互相抵触的翻译策略，也是其译者惯习的重要表现。我们的双眼也许会被葛氏时而忠实、时而自由的译法所迷乱，但其译作如他自己所言的那样“可读、易懂、甚至有销路”，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西方产生较大影响的《红高粱》葛译本就是明证⑩。 （2）葛译编辑方式：对原文/译者的干预 仔细比对《红高粱》原文和葛译，可以发现多处删减（准确数据有待统计）。笔者认为，其中占绝对多数的轻微删减（较为典型的是删去若干句子）很可能是译者所为，少量较严重的删减（删去一整段甚至一整页）则很可能是编辑干预的结果。葛浩文在其译本企鹅版版权页“译者注”中承认，“在征得作者的同意后，对原文作了一些删削”（Somedeletions have been made）。言下之意，有的删减并未取得作者同意，而是译者本人定夺，遗憾的是，笔者掌握的资料尚不足以证实葛氏擅自删减原文。相反，葛氏爆料说，国外出版商及编辑为使译作吸引更多读者，“最喜欢做的就是删和改（中文小说）”；还指出莫言的小说也不能幸免，“（那些删减）都不是我决定的”（引自李文静，2012：59）。不难看出，葛氏所言只是对编辑随意删改其译稿有所不满，并不说明他未曾擅自删减原文。鄢佳（Yan，2013：155）发现，《红高粱》被删得最狠的是第四章“高粱殡”10页左右的文字，包括郎中所骑骡子丑态的描写（217—218）、高粱殡收场后高粱地情景的描写（218）、父亲站在送葬队伍里面时的内心感触（233）、杠子夫们流着鼻血抬巨棺的惨状（241）、对看殡的无辜百姓惨死的描写（247—250）?。关于这些删削背后的内情，葛浩文透露： 莫言小说《红高粱》是一大突破，维京出版社编辑却觉得第四章的一段情节（长约10页）令人不安、冗余、累赘（intrusive，superfluous and wordy）。她问我，“我们可不可以砍掉这一段？”我说，“我得问问作者再说。”莫言的答复是“当然可以。”莫言想要获得国际声誉，但他自己不懂外语，因此他认为文本的完整性只限于原作，不必苛求于译作。（Goldblatt，2000：25） 葛氏说得煞有其事，并称之为“编辑（对原文或译者）的干预”（editorial intervention）（Goldblatt，2000：26），使我们不能不信。如事实当真如此，那么这是编辑干预下删改力度很大的一个例子。至于其他较大的删削，如原文第116页以“我奶奶一生‘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开首的第3自然段，因资料缺乏，尚难厘清是编辑干预后译者同意删削，抑或译者翻译时擅自删削，还是译者获得作者同意后加以删削。无论实际情形如何，有一点大致可以肯定：莫言一般不会干预译者的删改行为，出版商及其文字编辑想要删改译稿，需要征求译者意见，删改在译者同意后方可进行，而且一般由译者亲自操刀，因此葛浩文是脱不了干系的。换言之，在译者——作者——出版商——编辑构成的这个译稿编辑行动者网络中，葛浩文仍是主要行动者。 英美国家的出版商、编辑和翻译家倾向于删改中文小说，这种一直以来争议不绝、尤其受到中国学者和作家批评的做法，从场域理论角度看其实不难理解：如前所述，文学场域在权力场域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由此下推，翻译场域在文学场域中也往往处于被支配地位，特别是在美国这种强势文化中，英译作品想要进入其文学场域（在美国翻译、出版、流通），实非易事。弱势文学想要进入强势文学场域，必须解决“适销对路”的问题，因此，为了迎合译文读者的阅读趣味，必须适度调整原作中不合读者口味和阅读习惯的内容及形式，而删削只是常用手段之一（引申发挥性质的改写也是）。同为英美文学场域的行为人，出版商及其编辑与译者一样也会形成惯习（姑且称之为“出版商惯习”和“编辑惯习”）。葛浩文的以上爆料揭示的是编辑惯习这座冰山的一角，说明这种惯习确实存在，值得深入研究。 结语 葛浩文的台湾生活背景及语言天赋促成其中文惯习，读中文研究生的学术背景促成其中国文学惯习，两种惯习合力，加之他对翻译的特殊兴趣和天赋，终于形成其译者惯习——体现在翻译选材（偏好严肃的现代中文小说）、翻译观（读者至上、服务市场）、翻译策略（忠实与创造兼顾）、翻译方式（学术性与商业性兼顾）诸方面。这种惯习帮助他在美国文学场域争斗中胜出，逐渐积累资本，从而成功翻译了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及后续作品，为莫言摘取诺奖桂冠做出了贡献。 葛译《红高粱》的生产，依靠行动者网络——包括翻译发起网络、翻译出版网络和翻译生产网络——的有效运作。译者惯习决定了葛浩文的翻译方式是学术性与商业性兼顾，既有忠实严谨的一面，也有灵活变通的一面。读者至上、服务市场的翻译主导思想使葛译倾向于适度易化甚至编译原文，编辑对原文和译者的干预，更是加剧了这种删改倾向；另一方面，身为汉学家的译者惯习又使得他注重再现原作的文学手段，保留中国文化的意蕴。葛氏既“忠实”又“叛逆”的译法看似吊诡，却帮助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场域理论可以对此做出解释。 注释： ①Hsiao Hung（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76）。 中译本《萧红评传》1979年、1980年在港、台先后出版，1985年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简体版，2012年复旦大学出版社以《萧红传》为题再版。 ② 葛浩文（引自季进，2009：51）指出，英美大学出版社有其固有缺点，即“不管作品多么好，销路总是一般，因为（大学出版社）没什么钱做广告”。因此，葛浩文想要在美国文学场域中占据重要位置，必须联结到商业出版网络。 ③ 据刘绍铭（2013），此人是葛浩文的“老朋友”、香港学者郑树森教授。 ④ 葛浩文（引自Sparks，2013）自述，他初读莫言的一篇“深深打动他的”小说（据查为《爆炸》）是在1987年，当时他在中国东北从事研究工作。 ⑤ 柳亚子（1887—1958），著名诗人，以早期和毛泽东诗词唱和闻名，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柳亚子的文学名声和社会地位转化为符号资本，获得了莫言的认同，使翻译发起网络顺利运作。 ⑥ 其中3部与人合译，2部列入外文出版社《熊猫丛书》，详见季进（2009：55）。 ⑦ 维京企鹅的前身是维京出版社（Viking Press），1925年创建于美国纽约，1975年被企鹅图书公司英国分公司收购后更名。截至2006年，维京企鹅推出的作家中有5人获诺贝尔文学奖（4人在《红高粱》出版前获得），5人获普利策小说奖，多人获其他图书类奖项。维京的影响力和声誉可见一斑。参见企鹅官网： ⑧ 胡湲（2008）分析的不少“文化误读”实例，例如，“头发几乎全部变白”译作 “turned white”；“我奶奶的好日子”（殡葬之日）译作 “good day”，其实不是“文化误读”，更不是葛氏误解原文，而是其译者惯习的体现，即惯于对中国文化词汇进行异化处理。 ⑨ “清楚有效的译文”（sharp and effective translation）（Koenig，1993）；“活泼有生气的译文”（vibrant translation）（Hampton，1993）；“灵动的翻译”（inspired translation）（Kinkley，1994）。 ⑩ 葛浩文（Goldblatt，2002）自称：“我喜欢忠实与创造性之间的张力，甚至难免的折衷法。……我为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提供了忠实的服务，这种满足感让我总能开心地把优秀的、拙劣的、平庸的中文小说译成可读、易懂、甚至有销路的英文书。” ? 需指出的是，鄢佳的统计不够完整准确，例如，页247—250未被全删，而是每页删去大约半段或一段；又如，页255—256“洼地猎雁”一节被大幅度删去，未被鄢佳发现，但至少说明葛氏所言被删的是约10页篇幅的“一段情节”（an episode in Chapter Four）不准确。